——记梁觉老师

5月26日早上，我从志学老师处得知梁觉老师去世的消息，难以置信地震惊。我印象中的梁老师无论何时都保持着挺拔的姿态、爽朗的笑声、敏捷的才思，即便是之前听说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一直以为问题不大，无论如何也无法把梁老师同这样两个冰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傍晚时分，看到志学老师缅怀梁老师的文章，更加抑制不住伤感。作为一个后辈，在学术历程的几个关键时点，有幸得到梁老师的指点和照拂，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2007年夏天，志学老师告诉我，亚洲心理学会（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简称AASP）将于当年7月举办暑期学校，邀请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几位资深学者在马来西亚大学为博士生、年轻教员开授短期课程，而暑期学校的组织者正是时任AASP主席的梁觉老师。我和韩玉兰师姐一起申请了这个暑期学校，在风光迤逦的沙巴岛（Sabah）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一段时光。无论是哪位老师授课，梁老师都会陪同在场；我们讨论的时候，梁老师总是认真聆听，然后精准却不失礼貌地指出问题、简洁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当我在展示小组研究计划时得到了梁老师的赞赏，后来又听到志学老师转述的梁老师对我的溢美之词，内心充满了欣喜和满足感。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于学术论文的一个类比——写论文就好像拍电影，研究者就是导演，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一堆原材料用最吸引人的方式呈现出来。当时的我，虽然刚刚通过了博士资格考，但其实还没有真正入门，对于“枯燥”的学术论文感到烦躁和无力，深深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兴趣也没有天分从事学术工作。梁老师这番话让我眼前一亮: 原来讲故事(storytelling)在学术研究中如此重要，这方面我挺有天分啊！

暑期学校的最后一晚是celebration party，梁老师带来了自己的家人。我们在暑期学校期间住在沙巴岛上著名的Kinabanu青年旅舍，当我半开玩笑地抱怨旅舍的蚊子太多、条件不好，梁老师发出了他标志性的爽朗大笑，说起他年轻时常常一个人背起背包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各种肤色的年轻人在青年旅社里萍水相逢，充满各种奇遇。我猜这些经历无形中也加深了梁老师对于文化心理学的兴趣和理解，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赤子般的开放心态，涉猎广博，在任何情境下、对任何人都有着同理心（empathy）。

2008年春天，我应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系的Paul Hempel教授邀请，短期访问一个月，为一个关于员工创造力的研究项目担任研究助理。梁老师时任管理学系主任，在我开始研究工作的第一天，带我和他的博士生们一起去城大的一家茶餐厅吃饭。因为怕我第一次来香港，不懂粤语，他特意和我用普通话解释一些菜名，我笑说不用，我可以讲粤语。梁老师惊讶于我是从哪里学的粤语。我老实说，“我看了好多香港电影啊，还有TVB的电视剧，看着看着就会说了。”他哈哈大笑，“对，我记得在马来西亚问过你英语口音是怎么练的，你也是看电影来的。看来你学错了专业啊，你这么有语言天分，应该学语言学的。”随后又认真地说，“其实多会一种语言，就可以多了解一种文化。”

这确实是梁老师的个人心得，他自幼接受英式教育，成年后师从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Harry Triandis，至少精通中、英、日、粤四种语言，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既富有西式教育下的科学精神，又对中国文化有着精深的理解。在他多篇关于“和谐”的英文论文、著作中，他用精妙的英文解释儒家经典著作，提出中国人保持和谐是出于不同的动机，一种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真诚和谐，一种是“小人同而不和”的表面和谐。这些概念对于志学老师和我在冲突回避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后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员工为什么不敢向上级进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受到表面和谐的价值观影响，害怕进谏破坏自己和上级的关系，给自己带来损失。这篇论文于今年四月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AP)接受发表，志学老师曾经兴奋地和我说，梁老师要是知道咱们这篇论文在JAP发表了一定很高兴，这进一步印证了他提出的多维度的和谐构念啊！

只可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告诉梁老师这个好消息，也没有机会和他再继续进行关于冲突回避的研究。那是一篇梁老师非常喜欢的“半成品”，2010年冬天，我又在香港城市大学待了两周，专门和梁老师就这个项目一起工作。其间，梁老师、志学老师和我一起讨论确定论文的主题、理论框架，志学老师返回北京之后，我在梁老师的指导下将过去8年关于这个研究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那段日子我们的工作强度相当大，我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快12点，第二天早上花1-2个小时和梁老师一起讨论头一天的数据结果，商量接下来的工作。每次我敲开他办公室，他都神采奕奕地和我打招呼，完全看不出繁重的学术研究和琐碎的行政工作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讨论时，他总在三言两语间解决困惑我的学术问题，让我恍然大悟。从他身上，我也看到一个学者应该如何严谨而简洁地写作，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如何在多种不同的角色间自如转换。

2011年，当我临近博士毕业，寻找教职工作时，我需要三位推荐人。除了我的博士导师志学老师、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的导师陈晓萍老师之外，我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梁觉老师，因为他熟知我的研究主题和学术经历。但我不确定，如此繁忙的梁老师是否能抽得出时间来为我写推荐信。我忐忑不安地写邮件询问，他很快回复说没问题，不到两天后，就写好了推荐信发给我当时求职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来，经过两次job talk，我顺利入职。我告诉梁老师这一好消息之后，他把当初的推荐信转发给我。在信中，他详细地回顾我如何在2007年的暑期学校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合作中展现出来优秀的素质和潜力，并不吝赞赏，称我是本领域里中国最优秀的博士生。看到这些，我又感动又惭愧，想起我之前在香港跟他诉苦说本土毕业的博士不好找工作，他开玩笑跟我说，“你就是用功有点晚，要是在马来西亚那年就开始用功，现在说不定就有个A出来了。”

如今，我博士毕业快四年，和志学老师、晓萍老师合作的论文终于发表在A类期刊JAP上，也顺利评上了副教授。这四年，在各种学术会议中，我和梁老师匆匆相见，很遗憾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继续深入讨论，我们的“半成品”论文也迟迟没有重拾起来。但我对梁老师当年教导过的那些箴言有了更深的体会。他曾经说，发表论文的数量并不重要，但能不能对这个学科做出有影响力的贡献，才是衡量一篇论文优劣的标准。梁老师所做的研究，对于文化心理学、组织管理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他对生活的热情、对后辈的提携令我铭记在心。我曾在博士论文的结尾向他致谢，此刻，依然用这句话，向梁老师致敬——“谢谢您的指点和合作，更谢谢您让我体会到什么是谦谦君子、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魏昕

2015.5.27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