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彭凯平

今天凌晨突然得知，我的好友——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系主任，原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主任，著名心理学家梁觉教授因病突然去世，深为痛惜。梁兄是少数几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华人心理学家。他在跨文化心理学方法上的研究，奠定了他是该领域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并因此担任了国际跨文化研究学会的主席。另外，他涉猎广泛，成就突出，也是心理学界少数的通才，更是我们这些后进学者学习的榜样。

我第一次结识梁觉教授是1997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迈克•莫里斯教授（Professor Michael Morris）的实验室里。那是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系任教的第一年，被邀请参加斯坦福大学马库斯教授（Harzel Markus）举办的一次“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这两位美国教授向我极力推荐了他们邀请到的一位从事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华人教授。因此，在见面之前，梁觉教授的大名已让我如雷贯耳，对他的研究工作我也早已耳熟能详；见面之后，更觉得他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尤其是其思想之敏锐，谈吐之犀利，让人敬佩不已。后来得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读本科期间就曾经是学校辩论队的高手；因此，早早就养成了一种逻辑、理性、敏锐、睿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中大毕业以后，他受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彭•迈克教授（Michael Bond）和张妙清教授的推荐，去美国文化心理学的重镇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社会和组织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他师从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崔•恩得斯（Harry Triandis），也因此成就了梁觉先生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贡献。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了家乡香港，担任中文大学的教授，并逐渐承担了香港心理学界的多种领导工作。还被聘为各种国际心理学杂志的编委、编辑和总编，甚至创建了“亚洲社会心理学会”，担任会长多年。

梁觉先生也是一位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经常参加国内心理学界的各种活动，并担任兼职教授。在他50岁时，还主动开始学习普通话，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在北京大学参加暑期的普通话学习班；爱国、爱港之心令人感动。同样令人感动的是2008年，当我和武汉大学的钟年教授、北京大学的王登峰教授、北师大的许燕教授和金盛华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的乐国安教授，共同发起“心理学与中国发展论坛”时，位处香港的梁觉教授主动请缨，成为我们论坛的原始发起人之一。

当然，梁觉教授在学术上的研究也非常突出，影响广泛而深远，让人望尘莫及。他涉猎的领域众多，因此很难用一两个研究方向来概括他毕生的贡献。我个人认为，他最伟大的心理学学术贡献可以体现在四个领域：

第一、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探索。他是该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为我们从事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人提供了各种评价标准、研究的范式，尤其是在如何纠正跨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误差、评价误差和常模误差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和应对的策略。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被引用率已经高达两千多次，实属难得。

第二、梁觉教授也是很早进行“跨文化的冲突解决”研究的学者。他发现中国人在出现矛盾时，不是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简单的避免冲突；而是会根据社会互动的目的，再来决定是否采用冲突和斗争的策略。他在有关程序性公平和结果性公平方面的比较，是该领域较早的跨文化研究范式，影响深远。

他的第三个突出的研究，是关于社会通则问题的探索。他和彭迈克教授合作，发现人类不同的文化，都有一些普遍的社会通则（social axioms ）。每个人对社会通则的认知程度和认知的方向，会影响到人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不同的行为。这种普世的社会通则包括对人性善恶性、社会复杂性、实用功利性、宗教神灵性和命运可控性的判断和认同。他发现在这些通则上的信奉程度就比所谓的价值观差异更能够预测个体的行为。

近年来，特别是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和管理学系主任以来，梁觉教授的工作也逐渐扩展到与文化和管理方面的原创性工作上；特别是他有关创造力的研究，为企业和社会培养创新意识，做出了很多引导性的探索。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和梁觉兄多次谈论学术的合作和探索，但我们到现在为止，仅有最初的一篇文章——就是我们第一次会面和其他学者共同完成的《文化对社会自我概念的影响与机制探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特别提出：西方文化心理学家所强调的“自我概念的同等重要性”，可能忽视了亚洲人对自我概念的认识，因为东方文化更多的强调“大我、小我和自我”。因此，自我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能不如自我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那么重要。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我心理学”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概念。

我们后来还有很多研究的想法、数据和创意，可惜都没有来得及完成并发表；因为我们俩总是很忙，经常在大洋上空交叉而过。我常期望在某一个暑假，两人相聚在伯克利、北京或者香港，来共同完成我们已经收集到的一些数据的分析和文章的写作。可惜这样的一天，永远不会来了。

斯人己逝，江水空流；　

缅怀同道，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