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呼吁“负责任的领导”研究
徐淑英
圣母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2020年4月8日
在危机时刻（诸如战争、地震、飓风，或如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领导人会是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可能带来攸关生死的结果。 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给所有的组织及其各个层级的领导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社区的领导们如何应对这一公共卫生危机？ 什么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措施？什么是负责任的决策？
媒体鼓励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听取科学家的建议和指导。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研究人员在提供可靠信息和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方面处于前沿和中心地位；而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专家根据以往研究所积累的知识，正在为如何适应由居家办公（work from home）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social distancing）带来的工作与家庭的全新安排提供建议。鉴于过去几年里，我一直致力于促进负责任的商业和管理研究（www.rrbm.network），此刻我问自己，对于业务、组织和员工所面临的重大混乱，我们的管理研究能提供些什么？负责任的学者将要、以及能够做些什么，来探讨这场导致数百万员工无预知时限、无保障收入的居家办公或被迫失业的全球性医疗保健危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混乱中，我们对政府和企业领导者的建议是什么？
迄今为止领导层的应对措施
当我将注意力从研究论文转移到我家里舒适的办公室以外的世界时，我看到政府领导人正在竭尽全力，一方面正基于挽救生命的道义责任为人民做出正确的应对决策； 另一方面，尽量使为减轻疫情而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等带来的经济困难减少到最小程度。这些（以及其他的）矛盾定义了领导反应力的可能范围，其中很多应归属于“负责任的”。
许多企业也在加紧解决疫情带来的迫切需求和减轻员工的痛苦。例如，几个著名的大型啤酒厂在生产和捐赠洗手液，一些行业巨头汽车制造商在重组设备以制造通风机，富有盛名的时装设计师在制作口罩。某法国大型零售公司的一位高管与我分享了他所在公司的行动：“我们公司的机场业务在包括中东在内的许多国家被完全关闭。销售额为零、所有员工都被迫回家，但我们决定支付这些员工全额薪酬。毕竟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作为企业我们有必要为这项成本筹措资金，并寻找其他方法来维持收支平衡。”另一家医疗保健产品经销公司（我女儿在那里工作）向不拿奖金工作性质的员工发放1000美元，以补偿他们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加班付出的额外辛勤工作。尽管这些行动令人钦佩，但失业救济申请登记的数据显示，在政府宣布于2020年3月中旬实施“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开始两周内，美国的企业还是解雇了超过1000万的工人。
在个体层面，医疗保健系统的专业人员选择冒着生命危险来照顾新冠患者。据媒体报道，数千名退休的医疗人员正在医院做无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一些领导人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着不当行动。面对这场全人类的悲剧，所有社会都出现了既有负责任的，也有不负责任的领导行动。为了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企业和其他领域的领导者们做出了哪些负责任或不太负责任的决策？领导行为在负责任的程度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学界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
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家正积极寻求对这个病毒更多的知晓，探索治疗方法和研制疫苗；社会科学家在着手研究一些疫情控制措施，如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和居家办公安排，对个体和社区的影响。那么新冠病毒疫情事件对于商学院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商业研究者，我们如何为理解这场疫情对各类行业中的组织，以及对各级领导决策和行动的影响做些贡献？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发声。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正致力于帮助理解这场疫情的代价以及为限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见注释1和注释2）。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些学者创建了一个论坛，通过读后感或报告分享他们对这场危机的知识（注释3）。
涉及危机时期的（负责任）领导的管理学文献较为稀缺。过去20年里出现的少量关于“负责任的领导”的文章大多是概念性或规范性的，几乎没有实证检验（Tsui, 2019）。这类文献关注企业领导者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角色（如Waldman & Balven, 2014），或关注股东回报之外的利益相关者需求（如Maak & Pless, 2006）。一项对于39位美国总统的有趣研究（House, Spangler & Woycke, 1991）发现了与总统的绩效表现相关的几项个人特征，例如权力需求、魅力行为和总统任期内存在的危机。尽管这并不是对负责任的总统领导力的直接研究，但这类关于政治领导人的研究可以为负责任的领导及其对国家的重大影响提供宝贵见解。是时候对各种类型的组织（公共的和私营的）、在和平时期和危机时刻中的负责任的领导的本质、前因、后果，以及情境的边界条件进行系统性研究了！
公司从股东至上转向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责任的意识的觉醒（请参阅黑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Larry Fink写给客户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公开信，注释4；以及商业圆桌会议对于“公司宗旨”的重新定义，注释5），是促使《管理与组织评论》推出特刊“负责任的领导在中国及其以外的地区”的驱动力（注释6）。关于这个特刊的想法是由包括我在内的一群组织研究的学者于2019年8月开始讨论，12月编写了提案征集（CFP）的草案，并于2020年1月初定稿，此时民众还未得知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的消息。鉴于对“负责任的领导”所知甚少，而这个议题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极其重要，我们希望这一特刊能鼓励管理学者通过及时的、负责任的研究，为这一议题的知识创造做出贡献。
负责任研究的贡献
正如我们所见，在应对这场疫情中涌现了各式各样的领导行为。因此，在与常态时期不同的危机时刻，商业研究者也有相应的责任为“负责任的领导”这一议题贡献基于证据的知识。在不同的组织情境、层级、行业、部门、地区或危机时代，负责任的领导实践如何、以及为何相似或不同？负责任的领导如何付出行动和爱心，在不偏离整个社区的需求和长期影响的同时，集中减轻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们的痛苦？他们如何应对冲突的信息，如何考虑轻重缓急或决策的优先级别？危机情境下时间就是生命，在做出至关重要的及时决策时，他们应该向谁咨询或让谁参与？哪些类型的负责任的领导实践有助于提升公民福祉，或提升社会复原力以抵御各种形式的挑战和逆境？与常态下或和平时期相比，负责任的领导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否有所不同？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识别、选择或培养在平常时期和危机时刻都能负责任地引领的领导者。
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RRBM）运动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创造可靠的知识，这些知识即使不能立即用于，也是能够在未来用于解决当今时代面临的巨大的社会挑战。作为负责任的研究者，我们可以通过为社会中的紧迫问题寻求解释并提供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来做出贡献。我们需要就选择的研究主题提出关键问题：我的研究项目是否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相关？谁将从这项研究的发现中受益？如果我的研究结论有缺陷，可能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 RRBM立场宣言（cRRBM, 2017）提供了七项原则，用于指导负责任的研究的设计。在Tsui（2019）这篇文章中，我解释了如何按照七项负责任的研究原则来设计负责任的领导力研究。
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影响我们选择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的价值观。这是权宜之计吗？发表或出版容易吗？有不安全感吗？我们最终在为谁做研究（Davis, 2015）？在Tsui（2016）的文章中，我讨论了工具价值观如何驱动商学院研究的优先级，即，在公认好的期刊上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其结果是，人们对于研究的内容本身，或者研究是否有助于解决实际的商业或社会问题关注甚少。在另一篇文章中（Tsui, 2009），我解释了当前商学院的研究文化如何限制我们自由地研究自己真正激情专注的问题。
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我意识到人类生命的脆弱性以及某些社会是如何地措手不及。我思绪徘徊，商业研究是否以及如何能帮助减轻这些痛苦，我们如何帮助组织变得更强大、更善良。我希望这场疫情能为商业研究者敲响警钟，正如它对政府、企业、社区和大学的领导人的作用那样。作为一个学术社群，我们有权重申我们的自由，并响应对做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家的呼吁，以此实现我们的梦想，实现我们为一个健康、公正且繁荣的社会做贡献的愿望。历史告诉我们，每次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之后，世界都会变得更好。我深深希望这场疫情能使人们意识到，生命如此宝贵，不能将其浪费在写作没有重要价值的论文上。让我们通过研究、推进负责任的领导以及任何其他有价值的主题，以身作则地践行负责任的领导，为建设后疫情时代的美好世界做出贡献。
致谢
非常感谢为本文的初稿提出有价值反馈建议的同事，他们是Len Berry教授, Mary Jo Bitner教授, 陈晓萍教授, Michael Hitt教授, Dev Jennings教授, Alexia Shonteff教授, 以及 Lori Yue教授。特别感谢将本文翻译成中文的复旦大学的李绪红教授和周诗语博士生。
2. https://www.london.edu/faculty-and-research/wheeler-institute-for-business-and-development
3. 这些文章可以在美国管理学会的ONE和 RRBM的网站上找到，其主题包括“不确定时代的复原力” (Linnenluecke)，“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视角理解COVID-19” (Aguinis)，“呼吁企业进行快速的负责任创新”（Gutierrez-Gutieerez, Castillo & Montiel），“冠状病毒和全球供应链中断”（Dolsak & Prakash），“冠状病毒为气候变化提供了教训吗？”（Bansal），等等。
4. 全球最大投资公司之一的黑石集团（Blackrock）的首席执行官Larry Fink（2019）在写给其客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公开信中提到了我们面临的根本性的经济变化，但政府却未能为此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鉴于这种缺位状态，他呼吁企业，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营的，无论是盈利组织还是非盈利组织，都要着手解决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5. 商业圆桌会议（其成员都是美国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2019年4月19日对“公司宗旨”的重新定义中就清楚地彰显了这一点。该声明的签署者——181位首席执行官，“承诺领导他们的公司，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和股东——的利益。”这份宣言将注意力引向了公司更广范围的利益相关者，并呼吁超越股东财富的负责任的领导。 https://www.businessroundtable.org/business-roundtable-redefines-the-purpose-of-a-corporation-to-promote-an-economy-that-serves-all-americans
6. 可访问www.rrbm.network 或 www.iacmr.org以获取该特刊的征稿信息。
参考文献
cRRBM. (2017). Responsible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riving for useful and credible knowledge. Available from URL: www.rrbm.network
Davis, G. F. (2015). Editorial essay: What i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fo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0(2), 179-188.
de Bettignies, H. (2014). The five dimensions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Knowledge, INSEAD. https://knowledge.insead.edu/responsibility/the-five-dimensions-of-responsible-leadership-3685(Accessed September 12, 2019).
House, R., Spangler, W. D. & Woycke. (1991). Personality and charisma in the US presidency: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effective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334-396.
Maak, T., & Pless, N. M. (2006).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a stakeholder society–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66(1), 99-115.
Tsui, A. S. (2009). Editor’s introduction–Autonomy of inquiry: Shaping the future of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1), 1-14.
Tsui, A.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so-called value-free ideal: A call for responsible science in the business schools. Cross Cultural & Strategic Management, 23 (1), 4-28. doi: 10.1108. CCSM-08-2015-0101.
Tsui, A. S. (2019). Guidepost: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 stud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in press.
Waldman, D. A., & Balven, R. M. (2014).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oretical issu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8(3), 224-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