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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梁觉教授——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先行者与推动者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 [2015/5/29]


   几日前我惊悉梁觉教授去世的消息。数次提笔,却难以平息我沉重和复杂的心情。梁觉教授的音容笑貌时时重现眼前,令我无法接受他已离我们而去的事实。我始终觉得他还健在,还在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领域。我对梁觉教授的记忆和怀念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事业息息相关。他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令我十分感动,也令我万分感激。作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先行者与推动者,他把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看作当代中国学者最为重要以及最有意义的事业。因此,我始终把他看作我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领域最为密切的同事与挚友。


   我与梁觉教授结识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大体始于2004年前后。当时梁觉教授担任JIBS期刊的部门主编,正好负责我有关中国关系研究的一篇论文,因此我们有过邮件上的交往,但未曾谋面。2004年夏天在瑞典举办的AIB年会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在AIB正式会议前的论文讨论会分在一个小组,整整一天的时间在一起,因此有机会进行深度交流。我当时向梁觉教授请教是否应该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他当即表示原则上的支持,但表示在实施时机方面有所保留。他认为,管理研究如同如何其他领域的研究以及实践,话语权是关键,但话语权是政治经济实力的反映。日本管理研究的影响力来自日本在管理研究方面的话语权,而其话语权来自日本经济实力和日本企业竞争力,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远远不足,因此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可能时机过早。然而,我很固执,并未接受梁觉教授的看法和建议,但对于他道义上的支持已经非常感激。


   特别值得指出,梁觉教授是第一个支持我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知名学者。为了支持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包括对我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不惜多次与学术界的“大大佬”发生直接冲突,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和我的努力仗义直言。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共识也越来越多,走得越来越近。


       2006年,我邀请梁觉教授与我合作在IACMR 南京会议上举办首届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工作坊。他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并帮我邀请了陈昭全和罗家德,由我们四人负责该工作坊。这一传统持续至今,在历届IACMR会议上都有举办。为了纪念梁觉教授,我会将此传统一直保持下去。


   为了扩大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影响力,在2010年我又邀请梁觉教授以及陈昭全和罗家德共同编辑MOR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特刊,并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同时,我与梁觉教授共同发起在“中国管理学报”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专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专栏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我希望我有机会重建该专栏,以此纪念梁觉教授。


       2014年夏天,又是在瑞典 (十年以后), 房晓辉与我邀请了一批在中国管理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包括John Child, Gordon Redding, 黄光国, 樊景立等),举办了一个以如何深入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为主题的小型会议。梁觉教授也积极热情地参加此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梁觉教授。


   最后一次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面的合作是我邀请梁觉教授参加我与研究管理悖论的美国学者Marianne Lewis共同发起的2015年AOM论坛,由西方研究悖论学者和中方研究阴阳的学者共同探讨如何整合东西双方有关管理悖论的立场与观点,建立东西双方互动平衡的理论框架。梁觉教授为此撰写了全新的论文,但他再也不能与我们大家交流了。这令我万分感伤。


   我特别感激并将永远怀念梁觉教授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奉献。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最为举步维艰的时刻,他义无反顾地大力支持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这在海外华人学者中十分罕见。为此,我始终将他视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先行者与推动者。此外,他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坚定支持始终如一。为此,我始终将他视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中坚力量。我决心将我对梁觉教授的怀念化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面的加倍努力,以此向他致敬。我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身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以此纪念梁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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