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ber ProfilesMember PublicationsLatest Research News and ArticlesCommemorating Prof. Kowk Leung

Memorial Essay by Shu Li(in Chinese)

纪念日长周末:被死亡笼罩的学术

 文  李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这个周日(5月24日)上午,应“首都科学讲堂”之邀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六层多功能厅做了题为《判断和决策的文化差异》的报告。内容约分5个部分:1)合作竞争与其跨文化差异;2)过分自信与其跨文化差异;3)风险决策与其跨文化差异;4)风险沟通与其跨文化差异;5)欺骗-腐败与其跨文化差异。

   在2小时的报告中,我提到,合作竞争做得最漂亮的当属博弈论大师约翰•纳什(John Nash)- 美国电影《美丽心灵》中男主角的原型。约翰•纳什博士论文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我和陈晓萍发表在《国际商学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IBS)的文章,就是借助博弈论研究中最典型的“囚徒困境”范式,对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合作行为进行了探讨。在悉尼的Cooge beech, Centennial Park, North head徜徉闲谈中,我们猜测:根据Yamagishi(2003)提出“文化的制度观点”的论断,即,某些集体主义行为不是因为成员们具有本质趋向(intrinsic tendency),而是因为团体内部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监视和制裁系统(sanction systems)。一旦撤除这样的系统,如团体由完全的陌生人所组成,人们的行为也就不再被他人的关注所限制,集体主义成员便变得更加自我中心。我们对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杭州大学的学生)和个体主义的澳大利亚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生)的表现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合作程度远低于澳大利亚人。在国外时,中国人更倾向于与当地生活的中国同胞合作,澳大利亚人则采取对同胞与非同胞一视同仁的态度。这两组跨国实验数据支持并解释了我们关于“中国人更不愿意与陌生人合作”的观点。2003年JIBS告知我们做出接受决定的是“Professor Kwok Leung and Editor in Chief, Professor Arie Y. Lewin。”


   图1. 20年前陈晓萍女儿与我儿子在悉尼的百年纪念公园(Centennial Park)。

   如今儿子力搏已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数学院的讲师,儿子曾协助他悉尼大学的导师申请ARC 2012 grant,其内容竟与多人博弈有关:“Multi-Person Stochastic Games with Idiosyncratic Information”。愿优秀的数学后生们,如澳籍华人Terence Tao(陶哲轩: http://www.maths.usyd.edu.au/u/SemConf/tao.html),能做出与约翰•纳什比肩的工作

   在2小时的报告中,我还提到,而判断和决策领域研究做得最漂亮的当属Amos Tversky。在心理学顶级期刊《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文章高达19篇,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篇,创下该期刊创立一个世纪以来个人文章发表的最高记录。在Tversky逝世后的2003年,他被追授格劳梅耶心理学奖(Grawemeyer Award for Psychology)(和Kahneman分享)。该奖的评定委员会认为:“在人类科学中,很难找到一个理论比Kahneman和Tversky的理论更有影响力”。

   有趣的是,Amos Tversky在1994那一年就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没有颁给Amos Tversky,而是颁给了John Nash。1996年,我在悉尼做博士后期间,我博士论文的评审Lola Lopes 发邮件告诉我:Amos Tversky因皮肤癌在家中逝世。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Kahneman。于是,Kahneman说:因为这个奖不颁给已去世的人,要不然于1996年去世的Tversky博士也应该分享这一荣誉。

   当晚,一位听讲座的福州大学学生发来邮件。附件是BBC的快讯《‘Beautiful Mind’mathematician killed—Last updated 7 minutes ago》;正文是:“想想早上讲座还提到他了,只能感慨世事无常。愿他安息。”
我为我早上提到的人和事彻夜未眠。

   周二(5月26日),参加心理所工程心理学实验室2015届8位博士及硕士论文答辩。刚到场,便听伊利诺大学博士、张侃教授说:“师兄梁觉(Kwok Leung)走了”,心里更是一惊,因为,周日我以“欺骗-腐败与其跨文化差异”这部分结束报告时,我这乌鸦嘴不自觉地赞誉梁觉不腐败的“高风亮节”。

   我在新加坡南洋商学院任教时,跨文化心理学鼻祖Harry Triandis也在南洋商学院做短期访学,他在讲座时报告:根据柏林透明指数(Berlin Transparency Index),较腐败的国家多趋向是垂直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较清廉的国家多趋向是水平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集体主义文化与腐败的相关系数为0.63,p<.0001)。当是,我举手提问:新加坡的文化是集体主义趋向,但依据柏林透明指数,新加坡却属于前10%的最清廉国家之一,这如何解释?

   于是,我和Harry Triandis一起做了个研究。其研究问题是:如果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属于最清廉国家之列,那么,在个体层次上,腐败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是否能重复文化层次上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中,使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探讨腐败-欺骗与文化定向之间的关系。其中腐败-欺骗为因变量,文化定向为自变量。结果发现:在组织情境中,垂直集体主义可以预测“别人欺骗的可能性”,垂直个人主义可以预测“自己欺骗的可能性”;在家庭情境中,垂直个人主义既可以预测“别人撒谎的可能性”,亦能预测“自己撒谎的可能性”。这些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上,竞争,即我想成为最棒的,才是欺骗的主要原因。

   当完成论文后,我问Harry Triandis,将文章投给哪个刊物?深谙集体主义文化的希腊裔Harry Triandis说,投给《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该刊的主编梁觉(Kwok Leung)是我在伊利诺大学心理系的学生。于是我兴冲冲投了(见图2):


图2 我和Harry Triandis的投稿信

   万万没有想到,主编梁觉把他导师的文章给拒了,而且拒得干干净净,连修改的机会都不给。这一拒,我记住了梁觉。

   周四(5月28日)下午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参加刘力教授2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因一位学生的题目是《系统公正化信念对腐败感知和腐败意向的影响》,我借题发挥了下,将梁觉的故事再说了一遍。在学术腐败盛行之时,梁觉能将朋友90%的稿件拒掉(见陈晓萍的吊文),华人学术圈当无第二人。我等佩服之极。

   在以后的日子里,因《心理学报》管理心理学领域缺人手,2009年底我推荐了梁觉和陈晓萍做《心理学报》编委(2010-2013)。2010年,我受《心理学报》主编杨玉芳委托,负责编辑一期关于“研究方法”的专辑(Methodological Concerns of the Experimental Behavioral Researcher: Questions and Answers),而Harry Triandis则建议我邀请梁觉以“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回顾及展望”为题,为我们讲述:从研究设计的角度分析如何通过汇聚方法(consilience methods)加强检验跨文化研究的因果关系的能力,分析跨文化研究中测量对等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equivalence)问题以及相关的统计方法,介绍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并讨论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梁觉愉快接受了我的邀请,并顺利完成任务。这次办专辑历时近2年。唯一留下的遗憾是没有邀成葛小佳教授为该专辑的审稿人。

   葛小佳于2008年为《心理学报》编辑了一期“行为遗传学”专辑。他生前在心理所的办公室与我侧对门,他在福州的故居黄巷与我家宫巷也仅一巷之隔。我最初是计划请葛小佳担任本专辑的审稿人,但2009年5月29日最后一次寄出重复的邀请邮件,他依然没有回邮。当邀文“Screening for Learning and Memory Mutations: A New Approach”改由他人审回时,他已因病悄然离我们而去。读者所看到这篇文章的初稿应仍默默躺在葛小佳教授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电子邮箱里。



图3 上:梁觉(中)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组织的2009年“中德如何促进联盟合作研讨会”(Sino-German Symposium on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

下:梁觉(右一)参加在广州大学召开的2011年度《心理学报》编委会

   与梁觉的最后交往,是我们互相婉拒了对方分派的学术任务。

   2013年7月30日,他来电邮:OBHDP has invited me to submit a proposal for guest-editing a special issue on China-related papers. I think you will make a great co-editor.

   可是,我以要连续筹办《决策与脑研究国际研讨会》为由拒绝了。他表示理解,并嘱我代问Yates好。



图4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主编、《Society for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前主席Frank Yates在第二届决策与脑研究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全国决策心理学学术年会做特邀报告。

   2013年8月28日,我写电邮邀请他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撰写一本约30-40万字的书,其要求是: (1) 着重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趋势;(2) 近年来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和进展,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3) 反映和集成中国学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贡献。

   他的回应是:“我正在撰写一本英文书,明年暑假前大概不会有太多时间,文库的书需要三十万字,所以我参与的机会不大。”

   如此看来,我们都还没有“气盛”到不自量力。尽管如此,梁觉兄还是走了,我想,长他2岁的我也应该起身了。2015年5月的最后一周好黑暗、好沉重。




2015年5月最后1日于北京懿品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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